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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尖叫起来，“他一直在骗我！”

    她趴在桌子上，崩溃大哭：“我......我杀了华姐.....杀了我服侍了十六年的华姐.....杀了我的恩人......我......我怎么会......”

    女警察递过纸巾，声音放得很轻：“梁秀英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。但现在，你能做的，就是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。这是你唯一能为邬昭华做的事了。”

    梁秀英瘫软在审讯椅上，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    她是农村妇女，没什么文化。年轻时嫁人，因为生不出儿子，被丈夫打骂，被婆婆指着鼻子骂“绝户货”。后来好不容易怀上，可丈夫醉酒后一脚踢在她肚子上，孩子没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在家里的日子像在地狱。

    她带着一身伤逃跑了，跑到城里打工。一个乡下女人，没文化，又木讷愚笨，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只能进厂。在厂里时，被人使唤得像狗。

    那天，她因为压铸配件时出错，主管罚了流水线上的全部人。下工后，她被几个工友堵在宿舍，推搡辱骂，衣服都被撕破了。

    邬昭华原本是来厂里谈合作的，她在参观时撞见了这一幕，救了她。

    她没多问，只让保安把那些人赶走，然后把她带到一边，让助理拿来一套干净的外套，递给她，轻声说：“别怕，跟我走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她怯怯地抬起头，看着这个救了她的女人。

    午后的阳光从厂房的高窗斜射进来，落在邬昭华身上，像给她镀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她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，姿态优雅从容，眉眼间带着一种梁秀英从未见过的、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自信与温和。

    那双递给她外套的手，修长白皙，指甲修剪得整齐圆润，涂着淡雅的裸粉色甲油。那是与她自己粗糙、龟裂、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手完全不同的手。

    “别怕，跟我走。”

    那句话，那个声音，从此刻进了她的心里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她成了邬昭华家的保姆。

    她第一次见到那么有学识、有能力的女人。华姐说话温文尔雅，却字字珠玑；谈生意时气场强大，让那些大老板都低头听她安排。她一个女人，就能做大生意，就能站到高位，就能让很多人上门来求她办事，能活得那么体面、优雅、端庄。

    她憧憬她。憧憬她的美丽，她的从容，她的智慧，她的能力。憧憬她一个女人，却能把日子过得像电视剧里的人。

    后来，丈夫和婆家人追到城里，当街打她，扯着她头发往回拖。

    又是邬昭华出面，报警，把丈夫送进看守所，帮她打官司离婚，彻底摆脱了婆家纠缠。

    从此她便死心塌地跟在邬昭华身边。

    那些年，她看着邬昭华在名利场里风光，却也看到她独自一人时的疲惫与孤独。

    她不敢说，她内心深处对华姐的感情，不只是感激和憧憬，还有隐秘而深沉的依恋。

    她喜欢华姐靠在她肩上小憩时的重量，喜欢为她按摩时指尖触碰的温度，喜欢华姐偶尔露出的、只给她一个人的温柔笑意。

    但她怕。怕自己这样的人，一个没读过书、粗手粗脚的乡下女人，对华姐生出那样的心思，会让华姐觉得脏、觉得恶心。华姐那么干净、那么高雅，怎么能被她这种念头玷污？

    所以她从不敢逾越，只敢把这份情藏在心底最深的地方。华姐对她来说，不只是恩人，不只是雇主，还是她这辈子最重要、最想守护的人。

    她知道华姐有很多事瞒着她，可她不问。她没文化，帮不上忙，华姐不告诉她那些复杂的事，也是应该的。

    她也知道华姐和小澈关系差。小澈几乎不怎么来看华姐，也从不叫妈，华姐提起他时眼神也很复杂。

    她笨拙地调解过，劝华姐“血脉相连，总会好的”，劝小澈“她是你亲妈，别太冷”。

    她始终相信，母子连心，再差也不会害对方。

    华姐被控制后，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她不知道华姐犯了什么事，也不信华姐会犯罪。

    她跑去派出所打听，被赶走；她联系曾经华姐家里往来的客人，被挂电话。

    她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女人，能做的只有这些，可她还在坚持。

    所以小澈找上她时，她丝毫没犹豫。

    小澈说那是“假死药”，说只要下药，就能把华姐救出来，母子团聚。

    她信了。

    她愿意用自己后半生的牢狱之灾，换华姐的自由。

    她甚至想过，如果华姐能活着，能自由，哪怕从此再也见不到她，哪怕自己死在牢里，也值得。

    可现在，一切都碎了。

    “我......我说......”她终于哽咽着开口，“一个月前......小澈联系了我......”